北京站派出所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，王长安正靠在椅背上翻一本《公安业务学习材料》，指头夹着书页的边角，翻到一半，被铃声截断了。他搁下书，拿起听筒，那头是火车站值班室的调度员，声音比平时紧了一截：王所，软卧车厢那边有旅客抓了十个人，说是偷了一路。其中五个郑州口音，五个石家庄口音，车上说让站前派出所来领人。
    王长安的眉头拧了一下，把十个人这个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又把偷了一路软卧放在一起想了想，然后搁下电话，从椅背上取下那件藏蓝色的棉制服披上，边系扣子边往外走。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响着，他拐进值班室，朝正在啃烧饼的常连胜抬了抬下巴：别吃了，跟我去接站。火车上有个老头儿抓了十个吃客票的。
    常连胜把剩下半个烧饼往嘴里一塞，腮帮子鼓着就往外走。李来福正蹲在门口系鞋带，闻言抬起头，把鞋带打了个死结，跟着站起来，手在裤子上拍了拍。
    月台上风不小，从轨道尽头的方向灌过来，裹着煤烟和铁锈的气味。冬末的北京天还是灰的，站棚顶上的铁架被风吹得嗡嗡响，几根日光灯管在头顶明一阵暗一阵地闪。王长安站在月台边缘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常连胜和李来福一左一右站在他身后，三个人望着火车进站的方向。常连胜把烧饼咽干净，又把手伸进口袋摸出块水果糖，剥了糖纸塞进嘴里，糖在腮帮子里鼓出一个小包。李来福在旁边低着声音说：师父，你真能藏。常连胜含着糖含混不清地说：等你干到我这岁数，你也能。
    火车在月台边停稳，车门先开了。车厢里涌出来的热气在冷风里凝成一片白雾，散得很快。旅客们提着行李依次下车，有人打着哈欠，有人搓着手，有人弯腰去够行李架上的包裹。
    第一个下车的旅客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面容看着不过五六十岁，但眉眼和站姿里透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精气神。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呢子大衣，领口系着一方浅灰色的丝巾，手腕上挎着一只深棕色的手提包，下了车之后先站定，回头朝车门方向看了一眼，语气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不耐烦：快点儿，别耽误别人下车！
    她话音刚落，一个山一样敦实的汉子从车厢里跟了出来。那人的肩膀快赶上普通人的两个宽，深灰色的棉袄穿在他身上绷得紧，领口敞着，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。他大包小裹地扛着行李，左手拎着一只牛皮箱子，右肩上搭着两个帆布袋，怀里还夹着一只竹篮，篮子里用旧报纸包着什么，看不真切。但他的动作很利索，每一个转身和弯腰都带着一种精确的分寸感，重物在手却没有任何多余的晃动。王长安和常连胜对视了一眼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劲道，不是码头扛包扛出来的，也不是街面上混出来的。
    然后他们看见了那个老头儿。
    他跟在那个汉子和老太太后面下车，姿势不紧不慢，但月台上所有人的目光在他出现的那一刻都不自觉地定了一下——因为他两只手各牵着一排人。右手一串，左手一串，都是用裤腰带给串起来的，腰带一端系在头一个的手腕上，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勾着前一人的腰带扣，连成一串，像两条被牵上岸的鱼。那些人低着头，有的拿手挡着脸，有的把帽檐往下拽了又拽，但裤腰带的扣子攥在芬恩手里，谁也挣不开。两串人加起来十个，步伐拖沓，耷拉着肩膀，一张张脸上写着同一种神情：认了，又不知道该认到什么程度。
    那老头儿倒像是没事人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，脚下穿着粗布棉鞋，军大衣的领子竖着，头发红白参半，在站台灰蒙蒙的天光下格外扎眼。他走得四方步，不慌不忙，像牵着两行人在遛弯儿，丝毫不在意月台上那些探头的、指点的、议论的目光。两排老荣被他牵得整整齐齐，左边的队列偶尔有人走慢了一步，他的右手微微一带，那人就像被拽住了线的木偶一样跟上来。
    李来福还年轻，没见过这场面。他凑到王长安身边，压低嗓门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藏不住的新奇劲儿：所长，这老头儿……看着不像一般人啊。
    王长安没回头看他，但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这不是废话的训：你这不废话吗？一般老头儿能坐一趟车抓十个老荣？
    他说完，整了整领口，迈步迎上前去。常连胜和李来福跟在他身后，三个人在月台中间站定。王长安站住的时候，芬恩正牵着两排人到他们面前，站住了，两只手往下一顿，两排老荣也跟着停住，像两串被他收住了线的铁环。
    王长安伸出手，语气中规中矩：老同志您好！我是站前派出所所长王长安！
    芬恩把右手牵着的那串腰带倒到左手，腾出右手来跟他握了握，手掌干燥，力道不重不轻。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本证件递过去，棕色的封皮，上面印着警卫局三个烫金字。他递过去的时候动作随意，像是在递一张旧车票，但他一直在观察王长安接过去之后的表情——他正想试试这玩意儿到底好不好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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