狄仁杰将那壶钱塘江水酿的高粱烧搁在案角，碗底残酒映着灯影，轻轻晃荡。窗外哑伯的扫帚声和孙老九的更鼓声交织，夜便显得愈发静了。他刚要起身熄灯，苏无名捧着一叠刚从刑部转来的公文，推门而入。最上头一封的封口火漆已裂了半截，露出内里宣纸一角。
    “大人，益州府急报。青石沟山神庙后头那口枯井里，发现了白骨。”
    狄仁杰接过公文，就着灯展开。信是益州刺史韦安石亲笔，措辞急促，墨迹有几处被汗水洇湿的痕迹。信上说青石沟山神庙枯井中挖出一具白骨，身着前朝绯色官袍，袍服前胸用金线绣着一个“陈”字。白骨周身无伤，唯喉骨碎裂，死因是木桩贯喉。白骨在井底不是随意丢弃，而是竖着埋在井底炭堆里的。井口原本压着一块青石板，石板上刻着同样一个“陈”字。
    “木桩贯喉，以炭埋骨。这是石敢的手法。”狄仁杰将信递给李元芳，“可石敢的名单上只有江南道的七个贪官，从未提过益州。”
    李元芳接过信，眉头拧成一团。
    “会不会是有人学了石敢的法子？韩翃的凿子不就是跟石敢学的吗？”
    “韩翃学的是左手绣符和收笔挑锋，他的木桩贯喉是从马九郎的军中手法化出来的，和石敢那种直接用木桩钉穿喉骨的原始做法不同。石敢的手法更粗粝，更直接，更接近行刑。而且韩翃从没去过益州——他的活动范围一直在长安和骊山一带。”他顿了顿，重新拿起那张公文，目光落在信末一行小字上，“韦安石说，井底炭堆里还混着几块没有烧完的松木碎片，松木上刻着字。其中一块碎片上刻的是——‘陈敬宗’。沈荷在普陀山外海收的那个人，也叫陈敬宗。”
    “同名同姓？前朝叫陈敬宗的官员不止一个？”
    “查益州地方志。天册元年到天册二年，益州府衙有没有一个叫陈敬宗的官员。”
    苏无名立刻转身去了档案房，脚步急促。狄仁杰坐回椅中，指尖在案上轻轻敲着。石敢的手法出现在益州，死在普陀山外海的陈敬宗，和死在益州枯井里的陈敬宗，同名同姓，死法不同，收债人也不同。石敢在江南道杀了六个贪官，第七个陈敬宗坐船逃到海上，被沈荷在普陀山外海收了。沈荷是释月的养女，她用的是海上收债的法子——刻无名碑沉入海底，让碑替她收。她没有用木桩贯喉的手段，那是石敢的独门手法。如果沈荷已经在海上收了陈敬宗，那益州枯井里这个陈敬宗，又是谁收的？除非——陈敬宗有两个。是一对兄弟，同名同姓，同在益州做官，同案在身，一个逃到了海上，另一个逃到了益州山里。石敢没来得及收的，被另一个人收了。这个人也会木桩贯喉，也会以炭埋骨，也会在石板上刻姓、在井底铺炭。他不是石敢的徒弟，而是石敢的同门。
    他思绪翻涌间，苏无名已捧着一本发黄的地方志回来了。他将地方志翻到天册元年那一页，手指点着一行字。
    “找到了。天册元年，益州府有两位录事参军，都叫陈敬宗。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兄陈敬宗分管田亩，弟陈敬宗分管库房。天册二年益州府库房发生窃案，丢失赈灾粮款三千石，兄弟二人同时失踪。益州府当时发了海捕文书，但两人如石沉大海，始终没有抓到。”
    “兄弟俩一个逃到了海上，另一个逃到了益州的山里。石敢只查到了其中一个的下落——逃到海上那个，他把这笔债托给了韩翃，韩翃又托给了沈荷。可另一个陈敬宗，石敢到死都不知道他藏在益州。但有人知道——有人比石敢更早找到他，用和石敢几乎一样的手法杀了他，埋在青石沟枯井里。韦安石的急报上还说，炭堆里那几块松木碎片上的字迹是左撇子凿法，但和石敢那种直来直去、收笔往下顿的手法不太一样——这块碎片上的字，收笔处微微往上挑。那是韩翃的手法——但不是韩翃刻的，韩翃没有去过益州。刻字的人不是韩翃，而是教韩翃刻字的人。教他的人就是石敢，石敢的手法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学来的。那个人在教石敢刻字的时候，自己还没有完全定型，刻出来的笔画收笔处微微往上挑——那是他早期的手艺，后来他改了，改成了直直往下顿的石匠凿法。他把初期的手艺传给了韩翃，自己留了后来改过的凿法。这两种凿法出于同一人之手，只是不同时期而已——石敢年轻时用的是挑锋的刻法，后来他杀的人多了，手越来越沉，凿法也变了。可他教韩翃的时候，教的还是自己年轻时的手法。所以韩翃的刻字一直是收笔上挑，而石敢后期的刻字却是直直下顿。这是同一个人的两套手艺，分给了两代人。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源头，比石敢更早。查一查天册年间益州府的旧档，看看石敢年轻时候有没有在益州待过。”
    苏无名又一头扎进档案房，不多时抱出一卷积满灰尘的旧册子。他翻了许久，手指忽然停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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