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下午。
    陈远达正坐在办公桌前看陈大鹏整理的那份时间轴补充材料。
    桌上那部红色座机响了两声，他接起来。
    澳方联络官的中文不算流利，但措辞很正式：
    “陈先生，我方已经收到国际刑警组织转发的红色通报。
    赵亦可的信息已经录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本地执法系统。
    但仅凭红色通报，我方无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    陈远达愣了一下，没有接话。
    “如果需要申请搜查令或临时羁押令，中方需要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材料——
    尤其是她在悉尼的实际住址信息、以及能够证明她从事洗钱或操纵市场活动的直接证据。
    红色通报本身只是通报性质，在澳大利亚法律框架下不构成逮捕依据。”
    “明白。”
    陈远达的声音很冷静：
    “我们会尽快准备补充材料。”
    挂了电话后。
    他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拨了胡昱珩的号码。
    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。
    “胡主任，澳方那边有回复了。
    红通令录入了系统，但执行层面需要补充材料。
    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更具体的住址信息和证据材料，才能申请搜查令。”
    胡昱珩在电话那头应了一声：
    “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？”
    “蒋冬梅的供述材料，把涉及赵亦可的那部分摘出来——
    尤其是她承认顺安农业和远达贸易是赵亦可安排设立的那几段。
    白江飞U盘里的转账记录摘要，还有加拿大通道的银行流水。
    整理成一份中英文对照的材料，通过外交渠道正式递交。”
    “好，我下午就安排人整理。明天之前给你。”
    “另外——”
    陈远达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
    “赵亦可的新住址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。廖中逵那边的核查进展怎么样？”
    “澳方说还在核实，没有给明确的时间表。”
    陈远达沉默了几秒。
    “那就先把材料递过去。住址信息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    挂了电话后，他拨了陈大鹏的号码：
    “大鹏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
    两分钟后，陈大鹏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
    陈远达把澳方的回复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，然后把需要准备的补充材料列了一份清单递给他。
    “蒋冬梅的供述材料，胡主任那边已经在整理了。
    你负责把U盘里的转账记录和加拿大通道的银行流水做一份摘要——
    不要全部，只摘核心的几笔。
    关键是把资金流向的链条说清楚，让澳方看得懂。”
    陈大鹏接过清单，看了一眼，点头：
    “好。”
    “还有，”陈远达补充了一句，“你之前说赵亦可可能换了住处，判断依据是什么？”
    “她没有出境，也没有再使用原来的通讯方式。彭远走的时候她没有去机场送，说明她不想暴露自己的位置。一个留在悉尼、又不想被定位的人，一定会换住处。”
    陈远达看着他，沉默了两秒：
    “那你觉得她会搬到哪里？”
    陈大鹏想了想：“我猜测，她应该会搬到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，周围没有人认识她，或者是周围的人很少，较为偏远……”
    陈远达点了点头。
    “这是一个方向，应该没错……你在材料里附上这个判断，给澳方参考。”
    “好。”
   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。
    陈大鹏把U盘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，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列。
    香港通道的七笔转账、加拿大通道的三笔汇款、顺安农业的进账记录，一共十三笔。
    他没有全部摘录，只选了其中五笔——
    金额最大、时间节点最关键的几笔。
    每一笔都标注了汇款方、收款方、金额、时间和对应的银行流水编号。
    整理完摘要后。
    他把文件存成PDF，发给了翻译组。
    然后，他在笔记本上翻开新的一页，画了一张简图。
    左边是赵亦可的名字，右边是悉尼的地图轮廓。
    “她会躲到哪里呢？”
    他想了想，把手中的笔往西画了一个圈——那里较为偏远，住的人少。
    赵亦可会不会去那里？？
    ……
    第二天下午。
    中英文对照材料整理完毕。
    胡昱珩把蒋冬梅的供述部分做了脱密处理，只保留了涉及赵亦可的关键段落；
    陈大鹏把转账记录摘要和资金流向说明附在后面，一共二十七页。
    材料通过外交部渠道正式递交给澳大利亚驻华使馆。
    同时抄送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。
    材料递出去之后是等待。
    第三天上午，澳方联络官回了一条消息：
    “材料已收到，正在审核。有进展会及时通报。”
    陈远达看完消息，没有追问。
    他知道“正在审核”意味着什么——
    可能是一周，也可能是两周。
    跨境司法协作的速度，从来不取决于中方这边的迫切程度。
    他把消息转发给了陈大鹏，附了一句话：
    “现在只能等……等对方的答复。”
    陈大鹏看完消息后，站起来走到办公室角落那面墙边。
    墙上贴着一张悉尼市区的地图，是之前做案情分析时钉上去的。
    他站在地图前看了一会儿，目光从东区移到西区，又从西区移到更偏远的西南片区。
    然后他拿起笔，在西区那个圈旁边写了一个“？”。
    如果赵亦可已经不在西区了呢？
    如果她换了第二次、第三次住处呢？
    他放下笔，回到座位上，翻开赵亦可的案卷，把蒋冬梅的供述材料重新看了一遍。
    翻到第三页的时候。
    他的手指停了一下。
    蒋冬梅提到过一句话——
    “赵亦可刚到澳洲时很多本地事务都是通过廖中逵办的。”
    这句话他之前看过很多遍，没有特别注意。
    但今天再看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。
    蒋冬梅说的是“刚到澳洲时”。
    那后来呢？
    如果赵亦可后来不再通过廖中逵办这些事了。
    那她换住处的时候找的是谁？
    他拿起手机，翻到林晨的号码，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。
    林晨在省城，帮不上悉尼的忙。
    他翻到方铭的号码，发了一条消息：
    “能不能通过澳方查一下，赵亦可最近半年有没有通过其他中介处理过租房或资产事务？”
    方铭很快回复：
    “我去问。”
    陈大鹏把手机放下，重新翻开笔记本。
    他在“廖中逵”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，在旁边写了两个字——
    “可能”。
    然后又画了一条线，连到另一个方向，旁边打了一个问号。
    他不知道那个方向通向谁。
    但赵亦可这么聪明的人，不会只靠一个人。
    狡兔三窟——
    她一定留有余地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