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乾封二年（667年），张说生于洛阳。张家祖籍范阳，祖上几经迁徙定居河南，家族算不上显贵，其父仅担任洪洞县丞，属于底层文官，俸禄微薄，家中并无门第依靠。
    放在重门阀、重家世的初唐，没有世家撑腰的子弟想要出头，唯有一条路——读书应试。张说自幼展露过人天赋，记忆力超群，行文构思精密沉稳，同龄孩童尚在背诵经书，他已经能独立撰写策论，剖析时政利弊，文字格局远超同龄人。
    垂拱四年，武则天正式掌权，为广纳天下人才，开设贤良方正制举，女皇亲自坐镇洛阳城南门监考，以糊名阅卷的方式选拔能直言朝政、通晓治道的读书人。彼时张说年仅二十二岁，弱冠出头，毫无官场履历，凭着一腔热忱赴京应试。
    考卷拆开，满朝阅卷大臣全都震动，张说的策论逻辑清晰，针砭时弊切中要害，引经据典从容有度，通篇没有半句阿谀奉承之词，被评定为全场第一。武则天看过文章后，由衷赞叹这是“国之瑰宝”，只是朝堂旧制里，近百年从未有人直接授予甲科榜首，女皇不愿打破惯例，将张说降为乙等，授予太子校书郎一职。
    太子校书郎品级低微，属于东宫清闲文职，日常工作不过整理典籍、校对文稿，看似没有实权，却是年轻士子积累资历、接触皇室的绝佳跳板。初入官场的张说没有恃才傲物，每日埋首古籍，同时留心朝堂政务，频繁上疏议论礼制、氏族源流，很快得到提拔，升任左补阙，跻身谏官序列。
    谏官的职责，就是随时随地对皇帝直言得失，旁人畏惧武则天严苛狠辣，上奏多委婉迂回，张说却始终直白坦率。一次武则天和群臣探讨上古氏族起源，满朝文武含糊敷衍，唯有张说条理分明，从炎黄赐姓、分封氏号，一路梳理至周汉民间姓氏演变，条理完整，逻辑通透，武则天听完大为认可，心中早早记下这个敢说话、有学识的年轻臣子。
    久视年间，武则天常年避暑三阳宫，从初夏待到深秋，久不返回洛阳皇城，宫廷与都城相隔百里，伊水阻隔，政令传递迟缓，百姓徭役加重，隐患重重。百官心知不妥，却无人敢劝阻沉迷享乐的女皇，唯独张说直接上书长篇疏文，细数久居离宫的六大弊端，劝女皇尽早还宫理政。奏疏文字温和却立场坚定，没有冒犯君主的词句，道理却无可辩驳，武则天虽没有立刻回宫，却也没有降罪张说，反而愈发看重他的文才与胆识。
    长安初年，朝廷召集一众文士编撰类书《三教珠英》，总负责人是女皇的男宠张昌宗。张昌宗胸无点墨，只会招揽文人装点门面，一众名士整日闲谈宴饮，数年写不出半卷文稿。唯独张说和同僚徐坚沉下心，以旧籍《文思博要》为基础，增补姓氏、宗族两大门类，搭建完整编撰框架，全书体例几乎由二人一手敲定。
    典籍修成之后，张说接连升迁，授右史、内供奉，兼任考功贡举，手握科举选材大权，最终擢升凤阁舍人，跻身中枢文字核心，朝廷各类制诰、诏书多出自他笔下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已经是京城里家喻户晓的文坛新锐。
    此时的张说，少年得志，前程一片坦途，谁也想不到，一场关乎忠奸抉择的危机，正在朝堂悄然酝酿，将他推向流放岭南的绝境。
    长安三年，朝堂风波骤起。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依仗武则天宠爱，把持朝政，大肆打压不依附自己的大臣，御史大夫魏元忠刚正不阿，屡次弹劾二张贪赃弄权，早已成为二人眼中钉。
    为除去魏元忠，张氏兄弟捏造罪名，诬陷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“太后年事已高，不如拥立太子，方能长久安稳”，在武周律法中，私下议论皇位传承等同于谋逆重罪，一旦定罪，魏元忠难逃死刑。
    想要坐实罪名，需要朝臣出面作证，张氏兄弟盯上了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。一来张说身居中枢，证词分量足够；二来张说年轻，无深厚根基，威逼利诱之下极易妥协。
    张氏兄弟连夜召见张说，软硬兼施，许诺高官厚禄，若当庭指证魏元忠，即刻提拔他位列九卿；如若不从，便罗织罪名打入牢狱。张说短暂权衡，假意答应二人要求，张氏兄弟放下戒心，只等次日大殿对峙。
    当夜，朝中一众忠义大臣找到张说，苦苦劝说，魏元忠为国直言，一旦屈打成招，朝堂再无敢制衡二张之人，天下寒心。一番劝说之下，张说心中已然打定主意，绝不做构陷忠良的伪证。
    次日朝堂对峙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，武则天端坐龙椅，气氛肃杀。张昌宗率先开口，催促张说当庭作证，反复施压，逼他复述所谓魏元忠谋逆之言。
    所有人都以为张说会顺从权贵，可他站在大殿中央，直视女皇，朗声开口：“臣今日立于御前，不敢欺瞒陛下。张昌宗此前多次胁迫臣，令臣作伪证诬陷魏大夫，臣从未听闻魏元忠有半句忤逆陛下的言论，今日所言，句句属实，不敢苟同奸人捏造的罪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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