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办的工作人员按照张小米给的地址，把深山中刘迪一家人全都接回了县城。
    听说当时费了挺大的力气，刘迪所住的那个公社，大大小小的领导全去了，老头依旧是不同意。
    工作整整做了两天，底下人隐瞒不住了，只好把事情告诉了张小米。
    他当时放下手里的文件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    然后站起来，叫上政府办的小朱，亲自去了一趟黑山沟。
    黑山沟是全县最偏的村子之一，从县城出发要翻两道岭，有一段路连马车都走不了，只能下来步行。
    刘迪的家在半山腰上，两间土坯房，墙皮剥落了好几处，用黄泥胡乱糊着，门前的石阶被雨水冲得坑坑洼洼。
    老人正坐在门口搓玉米，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，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县里的人来了。
    张小米蹲下来跟他说话。
    老人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但他说话的时候中气还很足，笑起来露出一口残缺的黄牙。
    他说他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，跟着队伍走完了长征，后来在抗战时负了伤，伤好之后就回了老家，再也没出去过。
    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手里的玉米棒子还在不紧不慢地搓着，金黄的玉米粒一颗一颗掉进脚边的簸箕里。
    张小米问他为什么不去找组织。
    老人搓玉米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搓，头也没抬，只是轻轻说了一句：
    “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，还找什么组织。”
    张小米没有再多问。
    他回去之后立刻安排了两件事。
    第一件，在县政府附近的平房区腾出两间房，把刘迪一家从山上接下来住。
    老人起初不肯，说山上住惯了，下了山不知道干啥。
    张小米亲自上门劝了两回，最后是他二儿子拍了板——老爷子眼睛不好，住在山下离卫生院近，万一有个头疼脑热能及时看。
    第二件，把刘迪家几个成年的孩子全部登记在册，喷雾器厂马上要招工，优先安排。
    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在上学，学费和中午那顿营养餐由县里解决。
    也就是在办这两件事的时候，张小米忽然想到——刘迪马上要去北京看眼睛，能不能让他顺便把材料带过去？
    他联系了王猛，让他在北京帮忙联系医院。
    王猛在电话那头拍着胸脯说包在他身上，又问清楚了白内障手术需要准备什么。
    1983年的人工晶体全靠进口，普通患者根本排不上号。
    王猛又拐了好几道弯，托了老干部局的熟人帮忙协调，最后才把晶体的事敲定下来。
    他在电话里跟张小米说这事的时候语气是轻松的，但张小米知道他费了不少劲。
    那年头进口晶体比进口汽车还稀罕，没有过硬的关系根本弄不到。
    刘迪出发那天，县政府购买的吉普车一大早就停在了他家门口。
    县里修的这条路已经可以通车了，路面已经彻底硬化了。
    剩下的是道路两侧的垃圾没有清理，绿化带的树也没有栽种。
    这些活计会在一周内完成，4月15号公路通车会进行一个剪彩。
    老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胸口的衣袋里揣着那份被他当命根子一样护着的退伍证明。
    他的二儿子刘福田陪着一起去，肩上挎着一个洗得褪了色的帆布包，里面装着爷俩几件换洗的衣服。
    他这辈子最远只去过县城，北京对他来说只是个在地图上见过的小五角星。
    现在突然要去那儿看眼睛，整个人拘谨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，站在车旁边搓了好一会儿手才敢上车。
    县政府又专门派了一名办事员随行，小伙子姓孙，二十出头，腿脚勤快，脑瓜子也灵，派他去就是跑腿办事的。
    临上车前，张小米把那个装着全套审批材料的牛皮档案袋交到小孙手里，叮嘱了三件事。
    第一，材料必须亲手交给赵书记，不能转交任何人。
    第二，到了北京之后先去火车站找王猛，他会安排接站和住宿。
    第三，路上照顾好刘迪老爷子，眼睛不好，上下车都有人扶着。
    小孙把档案袋抱在怀里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    那档案袋不厚，但里面装着计委熬了几个通宵算出来的项目概算、财政局一笔一笔核出来的征地补偿明细、纪委逐条审核过的涉外合同草案。
    还有那份反复打磨了无数遍的侨资借款可行性报告。
    每一页纸的背后，都是这一周来整座县委大院不眠不休的心血。
    车子发动，沿着县城那条刚通车不久的主干道驶出去，拐上通往遵义的砂石路，扬起一阵黄尘。
    刘迪坐在后排，车窗开了一条缝，山里的风灌进来，吹动他稀疏的白发。
    他眯着眼望着窗外，神情很平静。
    三天后，小孙和赵书记在国家计委楼下见的面。
    赵书记接过那个牛皮档案袋，当场拆开，站在走廊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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